彩绘石榴裙骑马女俑 ∣多少男人为其倾倒而舍命丢官

— 彩绘石榴裙骑马女俑 —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女骑俑圆脸、阔眉、朱唇，头戴紧裹髻发的帷帽，绿色上衣外套朱红色半袖石榴长裙，裙子高腰，足穿尖头鞋，左臂自然微屈垂于身侧，骑在一匹红斑纹黄马上，右手执缰绳，头部挺直，勒缰前视，神情悠然，高贵文雅。马身棕色，马鬃黑色，坐垫为描以棕褐色的毡毯，马衔、马具等只以墨彩描绘。这种图案与色调的表现，源自敦煌的壁画，色彩搭配鲜亮华丽，十分美观。

唐朝时一个宽容、开放、自由的时代，妇女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可以经常外出，抛头露面，到郊外踏青游玩。听戏、看球、逛庙会，尽情玩耍，而且穿着、婚姻、表达感情都甚少受限制。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妇女出门已经不再坐在轿子里，而是很神气地骑在马上，扬鞭策马，在街市奔驰穿行，享受自由的快乐。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众多骑马女俑形象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我国，有关石榴裙的传说，比石榴果还要丰富生动，红得似火的石榴花，易于想到男子对异性的热烈追求和向往。“拜倒在石榴裙下”就是一句比喻男子对风流女性崇拜倾倒的俗语。而这句俗语的产生与唐明皇和杨贵妃有关。

传说杨贵妃非常喜爱石榴花。唐天宝年间，唐明皇投其所好，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每当榴花竞放之际，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炽红火热”的石榴花丛中。

杨贵妃饮酒后，双腮绯红，唐明皇爱欣赏宠妃的妩媚醉态，常将贵妃被酒染之粉颈红云与石榴花相比，谁红得艳丽？因唐明皇过分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大臣们不敢指责皇上，则迁怒于杨贵妃，对她拒不使礼。

杨玉环无奈，依然爱赏榴花，爱吃石榴，特别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一天唐明皇设宴召群臣共饮，并邀杨玉环献舞助兴。可贵妃端起酒杯送到明皇唇边，向皇上耳语道：“这些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视，不使礼，不恭敬，我不愿为他们献舞。”唐明皇闻之，感到宠妃受了委屈，立即下令，所有文官武将，见了贵妃一律使礼，拒不跪拜者，以欺君之罪严惩。

众臣无奈，凡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无不纷纷下跪使礼。于是“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流传千年，至今成了崇拜女性的俗语。

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女骑俑圆脸、阔眉、朱唇，头戴紧裹髻发的帷帽，帷帽之上加一顶时髦的笠帽，乳白色上衣外套带花边的黄色半袖，下着淡黄色条纹长裙，足穿尖头鞋，骑在一匹红斑纹黄马上，勒缰前视，神情悠然，高贵文雅，是初唐时期仕女出行的真实写照。

唐代近三百年间，文治武功旷绝前古，声威文教遍于亚细亚，又能吸收印度文化与伊兰文化之长，融合于中国之固有传统，故美丽而不纤弱，勇迈而不粗悍。当时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一度达到三百多个，正如诗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所描绘的“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每年有大批留学生、外交使节、客商、僧人和艺术家前来长安。他们身着形式各异的异域服装，给唐代女子服饰注入了新鲜空气，使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新局面。

这个时期所流行的盘髻插梳，插花戴冠，袒胸窄袖短衣，高腰掩乳长裙，帔帛飘飘，高墙锦履，等等流行元素，都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风气。此外，唐朝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博大胸襟，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广泛地文化融合，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都充分吸收外来艺术，女性服饰也毫无例外地对西域、吐蕃等异域服饰风尚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因而“胡服”、“女效男装”等着装风尚，以及“浑脱帽”和“软底锦靴”、“条纹裤”等流行元素得以广泛传播。

唐代国风开放，女子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空间有极大提高，着装风气也开先河，以袒颈露胸为时尚。袒胸装的流行与当时女性以身材丰腴健硕为佳，以皮肤白晰粉嫩、晶莹剔透为美的社会审美风气是分不开的。最初，坦胸装多在歌妓舞女中流行，后来宫内佳丽和社会上层妇女也引以为尚，纷纷效仿。这种最初流行于宫中的时尚后来也流传到了民间，周濆《逢邻女》诗云：“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诗中正是对邻家女子身着袒胸装的美丽倩影进行了描绘。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是中唐时期继吴道子之后而起的重要人物画家，其所绘《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个个体态丰满，半胸酥白，极具富贵之态。

唐代女性穿用最多的当属自汉末以来一直流行的短襦长裙。诗人孟浩然《春情》诗云“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衣裙之长可以用裙摆拖扫散落在地面的梅花，奢华且有意境。唐文宗时，曾下令禁止。然而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可见，裙长的禁令无法真正实施。唐代女性，在身穿长裙时，多将裙腰提至胸口，形成了“高腰掩乳”的独特风貌。

唐代女裙颜色绚丽，尤以红裙为尚，红裙又有“石榴裙”之称。在中国古代，植物颜色是服饰染色的主要来源。古人染红裙一般是用石榴花颜色。石榴裙颜色鲜艳，甚至与石榴花的红色堪有一比，正所谓“裙妒石榴花”（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除了石榴外，由于红裙还可用茜草浸染，故也称“茜裙”。

此外，绿裙也深受妇女的青睐，时有“碧裙”、“翠裙”或“翡翠裙”之称。实物如阿斯塔那墓出土唐代宝相花印花绢褶裙。

唐代还流行两色布帛相拼的“间色裙”。《旧唐书?高宗本记》载：“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着七破间裙。”所谓“七破”，即指裙上被剖成七道，以间它色，拼缝而成。除了“七破”，奢侈者可达“十二破”之多。

帔子是古代妇女披在肩背上的服饰。谈及唐代女性着装时尚，帔子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帔子最初盛行于宫中，并以绘绣花卉纹样区分等级。据记载，玄宗开元年间，诏令后宫二十七世妇和宝林、御女、良人等等，在参加后廷宴会时，披有图案的披帛。帔，从巾，皮声。古代女性披在肩背上的服饰。帔，也称帔子。唐代张鷟《游仙窟》诗云：“迎风帔子郁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帔一般用纱、罗等轻薄织物做成，而“罗帔掩丹虹”就是指用罗做成的帔。通过分析图像资料可知，帔帛最初并不长，到了唐代帔帛才开始变得越来越长，最终成为一条飘带，加之材料轻薄，便最终形成了造型婉转流畅、富于韵律动感的形态，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内涵。一般而言，帔的颜色多为红色，故古人也称帔为“红帔”，如下图的三彩釉陶女立俑，该俑梳单刀翻髻，身穿小袖衫、高腰裙，肩披帔子。短襦与长裙加上便于搭配的半臂、富于韵律动的帔子和足尖翘起的云头履，构成了唐代女子的时尚风貌。

1959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女俑面向左侧，头稍仰，举目远眺。内穿半臂(又称半袖，唐代女装中极为常见的新式衣着)，外穿窄袖衣，下穿曳地长裙，足穿尖头履，淡黄色的披巾披于右肩，后端下垂过膝，前端绕过胸前夹于右腋下。

唐代胡服的另一主要元素是胡帽。胡帽又称“蕃帽”，它的最普通的特点是顶部尖而中宽。原属西域的“胡帽”至唐代尤为盛行，珠帽、绣帽、搭耳帽、浑脱帽、卷檐虚帽等都可归为胡帽。张枯《现场援拓妓》诗称：“促叠蛮鼋引拓枝，卷檐虚帽戴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诗中所说的“卷檐虚帽”就是一种男女通用的胡帽，锦、毡、皮缝合而成，顶部高耸，帽檐部分向上翻卷，如下图彩绘陶戴帷帽骑马女俑。

除了卷檐虚帽，在唐代还有一种从西域地区流传至中原的笠帽。它是以竹篾为骨架，外面蒙布帛，再抹以桐油，时称油帽，又称为“苏幕遮”，或作“苏摩遮”。男女出行时皆可戴之，可御雨雪。唐钱起《咏白油帽送客》诗：“薄质惭加首，愁阴幸庇身。卷舒无定日，行止必依入。”宋王延德《高昌行纪》“高昌即西州也。……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其形象如上文提到的“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

因唐人对胡舞的崇尚，发展到对胡服的模仿，从而出现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现象。唐代胡服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连珠纹锦饰边翻领袍。

在唐代以前，男女之间在服饰和服制上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女效男装”被视为离经叛道，为社会制度和礼仪规范所不容。唐代社会环境开放革新，人们审美追求新异，唐代女性摆脱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她们跃马扬鞭，身着男装，与中原传统的女性服饰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其形象如陕西省西安市郭家滩出土彩绘陶男装女立俑，该女俑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腰系銙带，典型的唐代男子装束，即唐诗中“军妆宫娥扫蛾浅”（李贺《十二月乐辞?三月》）、“辇前才人带弓箭”（杜甫《哀江头》）、“空教女子爱军装”（司空图《剑器》）的风采。

“女效男装”现象，在初唐时就已初现端倪。《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可见，太平公主就曾着男装。到了中晚唐，贵族妇女也常穿男装出行。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713-741年)初，妇女多“有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况。从图像资料看，所谓“着丈夫衣服靴衫”，是指妇女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足蹬革靴的着装式样。

据记载，武宗时王才人因穿着与武宗同样的衣服，而常被奏事者误认为皇帝。女子穿戎装，于秀美俏丽之中，别具一种英姿飒爽的气质。其形象如西安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身穿男装的侍女。《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内外一体也。”《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挥扇仕女图》中皆有这种靓妆露面、无复障蔽的女子。后来，女穿男装逐渐传播并普及到民间，深受广大女子的喜爱。这符合了时尚流行的“上行下效”的传播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