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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5日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腹径腹径60厘米的陶瓮,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的北侧不远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大小类似的陶瓮,瓮上面盖有一层银渣,其内装有金银器和玉器;考古人员在陶瓮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银罐,银罐内装有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就是著名中外的何家村窖藏惊世发现,与西方著名的考古发现“阿姆河遗宝”相对应,成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这次发现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各种金银器、银铤、银板、银饼、中外钱币、宝玉珍饰和贵重药材。

其中仅钱币就多达39类466枚(另有统计为35种502枚),且保存完好。材质有金、银、铜等,时代上迄春秋战国,下至唐代,基本上每个时期收藏一枚。不仅有中国的钱币,还有来自东罗马、波斯、日本等异域钱币。时代跨度千余年,涉及幅员达数千公里,这么多种钱币集中出土于一地,是钱币考古史上的第一次。曾有学者据此推测“窖藏的主人是一位钱币收藏家”。 

金、银开元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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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开元通宝30枚,银开元通宝421枚。是唯一一次发现的金开元通宝。

金开元通宝钱径2.3厘米,重6.9克;银钱径2.5厘米,重5.3克。金银开元通宝都正面楷书“开元通宝”,四个字,钱文间架端庄,疏密均匀,字迹清晰,制作规整,这四个字由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钱币背面没有指甲纹或月牙纹,也没有文字。30枚金开元通宝出土时存放在“大粒光明砂”银盒之中,可见其珍贵程度。

唐朝的流通货币为铜开元通宝,与铜开元通宝比较可以看出,金开元通宝、银开元通宝都是仿照早期的铜质开元通宝铸造的,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至唐玄宗开元时期。

唐朝时,金开元和银开元并不作流通货币使用,主要是皇室贵族用来作游戏、压胜、喜庆、占卜,或者是皇帝赏赐臣属时用的。从文献记载看,唐朝宫廷中与金银钱有关的占卜、游戏等活动多流行于唐玄宗时期。因此,这批金、银开元通宝很有可能是玄宗朝的遗物。

 以金银钱作为赏赐,最晚在汉代就已出现。据《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唐代赏赐、进奉金银成风。唐玄宗时期,长安城大内的承天门,是唐代各朝皇帝颁布诏令、赦书或举行朝会庆典的地方。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属,并向楼下抛洒金银钱以作赏赐,形成有名的金钱会。当时的后宫三千粉黛,为了排遣孤独,消磨时光,也经常做抛掷金银钱的游戏。后来这种游戏还传至宫外,在贵族中广泛流行。直到明代,宫廷中还流行这种游戏。

唐代宫廷中还有一种“洗儿会”的习俗,婴儿生后三天或满月的时候,要替其洗身,举行洗儿礼。洗儿时还要馈赠婴儿金银钱,称之为洗儿钱。“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看来洗儿活动是很热闹的,用钱量也是很大的,当时应该用的就是金开元通宝。而《资治通鉴》中记载,杨贵妃在安禄山生日的第三天给其“洗三”,并用锦缎像包裹新生儿一样把安禄山包裹起来,用轿子抬着,众人感到新奇,大声喧闹。玄宗看着高兴,就赐给杨贵妃洗儿金银钱。

《旧唐书》载唐玄宗李隆基有赏赐金钱的金钱会的情景: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九月“己卯,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

多年以后,杜甫还在其《曲江对酒》诗中记叙了当年金钱会的盛况:

“何时重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王建所填《宫词》也记叙后宫嫔妃掷金银钱游戏的场面:

“宫人早起笑相呼,不识介前扫地夫,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还似此间无?”

“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这就是说得宫廷金银钱的游戏属性。

王建在《宫词》里面关于洗儿钱的描述:

“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改铸“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制作规范,十钱为一两,革新了秦汉以来二十四铢为两的旧制。此外,还革新了钱币的名称,唐以前的钱币,多以重量命名,如秦半两和汉五铢,而从开元通宝开始,钱币改称为“宝”、“通宝”或“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开元通宝钱在唐代流通近三百年。

“节墨之法化”刀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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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钱币是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39种古钱币中年代最早的货币。为春秋战国时期(前770—221年)齐国的“节墨之法化”刀币。通长18.6厘米,重达56克,刀身的正面铸有“节墨之法化”字样。背面三道横纹和一☉标记。“节墨”是春秋时期齐都邑名,在今山东平度县。“法化”则是标准铸币、法定货币的意思。节墨刀因出土稀少,故钱币家奉为刀币之上品。2013年11月,香港古玩秋季拍卖会上,一枚战国时期的“节墨之法化”刀币,拍出175万港元,足见该钱币之珍贵。

五行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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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大布”为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铸币,与当时的布泉币、五铢币并行。面文“五行大布”为玉箸篆(小篆字体的一种),钱文及制作均极为精美,为著名的“北周三品”之一(北周三品是指北周铸造的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三种货币,因珍贵而被钱币收藏家重视)。

宇文邕是南北朝末期北周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诛权臣、灭佛、灭北齐统一中国北部。他的文治武功,为其后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其后盛唐文明的源头。北周年间铸造的这三品钱币与历代其他钱币相比,不仅政治内涵丰富,且制作精美,笔法古茂,字体篆法自成一格,被称为玉箸篆。长期以来,包括“五行大布”在内的“北周三品”以字体娟秀,圆润遒丽,曲直流畅,给人以美的享受,称著于中国钱币史册。

北周铸“五行大布”钱,与当时的文化、经济、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南北朝是我国宗教发展最快的时期,到北周时,佛教势力控制的和尚有三百万之多,使国家的土地和户口受到威胁,赋税得不到保证。严重地阻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巩固,为此北周武帝采取措施,抑制佛、道两教势力成了北周统治者的基本国策。确立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举措。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佛寺的势力。建德三年五月,周武帝顾不得母后刚刚归天,就毅然下诏,罢黜佛、道二教,摧毁全部佛像,为钱币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原材料。

有趣的是,北周武帝把铸造的钱币叫作“五行大布”,这却又与道教文化息息相通。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道家术语,意为东西南北中大范围流通之意。武帝的文化意识中,把五行称作“五常”,他在遗诏中,就讲到了五常。诸如:“人生天.地之间。禀五常之气,天地有穷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长在”。这些都说明,北周武帝虽然抑制佛、道两教势力,但道教在北周仍有着很高的地位。在三教鼎立的形势下,儒家要压倒佛教,自然也可利用道教。所以道教在当时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于是就铸造了“五行大布”这种钱。因此“五行大布”钱文含义深刻。一枚“五行大布”钱在当时抵“布泉”钱十枚。

鎏金“永安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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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五男”钱通体鎏金,雍容华贵,为唐代铸币。因钱币中有“永安”二字,曾被认为是北魏永安年间所铸。但与北魏时期“永安五铢”(见下图)特征不符。后被证明为唐代所铸的压胜钱。

钱背面施有祥瑞的四神图案:上朱雀、下玄武、右青龙、左白虎。“永安五男”被视为吉祥语,“永安”系北魏孝庄帝年号,“永安”二字寓有永葆安定之意。“五男”出自“五男二女”一语,系汉代常见吉语,有多子多孙之意。此币书体仿自“永安五铢”,又有明确的出土记载,故该币应为唐代所铸的厌胜钱。

 压胜钱,只是借助钱币的形制为载体,表达一种祈求吉祥的寓意,不像正用品那样正统、规范。因此它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制,铸造各种纹饰和铭文,纹饰多以花草虫鱼、神话故事等为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的思想、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古代钱币文化的内涵,也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审美情趣和创造性。

 压胜钱自汉以来即有铸造。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每当官廷内有祭典活动,都要专门铸造七批压胜钱,悬挂在宫灯下。明清时已逐步形成一种惯例,每朝新皇帝登基,均造一批压胜钱。这种习俗逐入民间,相习成俗。它不仅反映人们祈求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而且常烙有当时的时代印迹。 

何家村窖藏的这枚“永安五男”钱甚为珍贵,是中国压胜钱之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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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五铢

为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永安二年(公元529)铸造。一般直径2.3厘米,重约3克,制作工整。

和同开珎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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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钱币之一,一次出土共五枚银质“和同开珎”钱币,直径2.3厘米。系仿效中国唐代“开元通宝”钱币铸造的货币,也是日本最早铸行的法定货币,名列日本货币史之首。

和同开珎币始铸于日本奈良王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公元708年,相当于唐中宗景龙二年)。圆郭方孔, 币面为“和同开珎”四字。“同”是“铜”的简化;“珎”是“宝”的简化,亦有人读作“珍”。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日本才刚刚从奴隶制的黑暗中迎来封建社会的文明曙光。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日本效仿的楷模。日本在奈良时代以前,以稻米布帛作为实物货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和同元年(708)至天德二年(958)的250年间,相继铸造了和同开珎、万年通宝、神功开宝等12种钱币,总称“皇朝十二钱”。

皇朝十二钱是日本封建王朝为了强化国家政权和法令,仿效唐朝制度而铸行的,但日本缺乏铸钱必须的铜、锡等矿物资源,使得铸钱难以为继,加上国家权利涣散衰弱,皇朝十二钱最终销声匿迹,又代之以米、布等实物,唐朝钱币也开始流入日本。

“和同开珎”从始铸到停废仅一年零三个月,铸量不多,存世稀少,即使日本国内也遗存无几。历年来日本出土的唐朝铸造的“开元通宝”数以万计,而日本的“和同开珎”银币在本土却不常见,却在何家村窖藏一次出土五枚,震惊日本。

唐代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入唐,中日贸易的发展,此钱随之传入。此币经考证是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带入中国的,是邻邦流到中国最早的方孔圆钱,也是大唐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高昌吉利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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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唐代贞观年间西部高昌国当时铸行的一种流通货币,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据史学家和钱币学家考证,这枚钱币铸于唐统一新疆以前的高昌氏王朝。从钱质上看,可分红铜与青铜两种,钱体厚重,轮郭规整,制作精美,钱径为26毫米,穿径7毫米,厚4毫米,重12克,正面钱文为隶书“高昌吉利”四字,“高昌”为国名,“吉利”为吉祥语,旋读,背面无文,隶书端庄凝重,古朴苍劲,具有浓郁的魏晋钱币之气韵,也是汉文化在西域的充分展现。

过去史学和钱币学者,考证“高昌吉利”钱为元代所铸。何家村窖藏出土这枚“高昌吉利”钱,将时间考证为公元8世纪下半叶,因此,“高昌吉利”钱的下限当在唐代。此钱今存世约数十枚,成为古泉珍稀品之一。

因“高昌吉利”钱厚重逾常,钱文中又有“吉利”二字,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吉庆的纪念性铸币,但高昌国受波斯银币风格的影响,钱文为国号加吉语,并不妨碍它作为正式的流通货币使用。“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

东罗马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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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金币直径2厘米,重4.6克,正面为头戴王冠,身披甲袍的国王半身像,左侧为希拉克略,右侧为他的儿子,背面四级台座上有末端刻有西字形的十字架图案,周围边缘有铭文。

金币属于东罗马希拉克略王朝(公元610年—公元711年)铸造。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络绎不绝,东罗马、波斯等外国的金银币流通于新疆和中亚地区,从而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近年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在整个丝绸之路上都有发现,说明这种金币经过了漫长的丝绸之路,最后传入长安,也是中外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

波斯库思老二世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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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思老二世为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第22代君主,590年至628年在位(我国隋唐时期)。银币正面有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的右侧半身像。国王头戴王冠,冠顶有翼翅和雉形饰物。两侧有婆罗钵文王名,王像周围有两圈连珠纹外框,框外上下左右边缘各有一新月抱星纹饰。背面中央有点状堆积的火焰纹和台基组成的祆教圣火祭坛,两侧有手持长剑的祭司各一人,祭司两侧分别有纪年铭文和铸造地点,周围有三圈连珠纹外框,框外缘有新月抱星纹饰。

波斯(今伊朗)是著名的西亚古国,位于欧亚大陆之间,在安息王朝时代(公元前248—公元226)就已开始和中国友好往来,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和桥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波斯和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曾先后19 次派遣使者来到长安,长期留居长安的波斯人多达数千人。他们大多从事商业活动,长安西市就有专供波斯商人居住的旅店和存放货物的货栈。

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发现达40多起,总数约2000多枚,尤以库思老二世银币出土数量最多,有近600枚。其主要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和唐长安城以及东都洛阳附近。很据出土情况可以看出,新疆乌恰、青海西宁、河南洛阳发现的三批波斯银币,是作为货币而以某种原因暂时窖藏起来的。在佛寺、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币则多被当做珍贵的施舍品或装饰品。

阿拉伯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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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梅雅王朝(公元702-747年)货币,圆形薄片,两面均有若法体阿拉伯文,内容是有关伊斯兰教经文赞语和回历纪年的内容。它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伊斯兰铸币,是唐代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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