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5日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腹径腹径60厘米的陶瓮，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的北侧不远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大小类似的陶瓮，瓮上面盖有一层银渣，其内装有金银器和玉器；考古人员在陶瓮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银罐，银罐内装有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就是著名中外的何家村窖藏惊世发现，与西方著名的考古发现“阿姆河遗宝”相对应，成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这次发现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各种金银器、银铤、银板、银饼、中外钱币、宝玉珍饰和贵重药材。

其中仅钱币就多达39类466枚（另有统计为35种502枚），且保存完好。材质有金、银、铜等，时代上迄春秋战国，下至唐代，基本上每个时期收藏一枚。不仅有中国的钱币，还有来自东罗马、波斯、日本等异域钱币。时代跨度千余年，涉及幅员达数千公里。这么多种钱币集中出土于一地，是钱币考古史上的第一次。就数量而言，考古发现中一次出土466枚钱币并不算多，但一个遗址出土钱币共39类却不多见。而且很多是罕见的种类，也有首次见到的地下出土的实物。其中许多外国金银币，在其本国也极为罕见。因此曾有学者据此推测“窖藏的主人是一位钱币收藏家”。 

金、银开元通宝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开元通宝30枚，银开元通宝421枚。是唯一一次发现的金开元通宝。

金开元通宝钱径2.3厘米，重6.9克；银钱径2.5厘米，重5.3克。金银开元通宝都正面楷书“开元通宝”，四个字，钱文间架端庄，疏密均匀，字迹清晰，制作规整，这四个字由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钱币背面没有指甲纹或月牙纹，也没有文字。30枚金开元通宝出土时存放在“大粒光明砂”银盒之中，可见其珍贵程度。

唐朝的流通货币为铜开元通宝，与铜开元通宝比较可以看出，金开元通宝、银开元通宝都是仿照早期的铜质开元通宝铸造的，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至唐玄宗开元时期。

唐朝时，金开元和银开元并不作流通货币使用，主要是皇室贵族用来作游戏、压胜、喜庆、占卜，或者是皇帝赏赐臣属时用的。从文献记载看，唐朝宫廷中与金银钱有关的占卜、游戏等活动多流行于唐玄宗时期。因此，这批金、银开元通宝很有可能是玄宗朝的遗物。

 以金银钱作为赏赐，最晚在汉代就已出现。据《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唐代赏赐、进奉金银成风。唐玄宗时期，长安城大内的承天门，是唐代各朝皇帝颁布诏令、赦书或举行朝会庆典的地方。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属，并向楼下抛洒金银钱以作赏赐，形成有名的金钱会。当时的后宫三千粉黛，为了排遣孤独，消磨时光，也经常做抛掷金银钱的游戏。后来这种游戏还传至宫外，在贵族中广泛流行。直到明代，宫廷中还流行这种游戏。

唐代宫廷中还有一种“洗儿会”的习俗，婴儿生后三天或满月的时候，要替其洗身，举行洗儿礼。洗儿时还要馈赠婴儿金银钱，称之为洗儿钱。“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看来洗儿活动是很热闹的，用钱量也是很大的，当时应该用的就是金开元通宝。而《资治通鉴》中记载，杨贵妃在安禄山生日的第三天给其“洗三”，并用锦缎象包裹新生儿一样把安禄山包裹起来，用轿子抬着，众人感到新奇，大声喧闹。玄宗看着高兴，就赐给杨贵妃洗儿金银钱。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改铸“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制作规范，十钱为一两，革新了秦汉以来二十四铢为两的旧制。此外，还革新了钱币的名称，唐以前的钱币，多以重量命名，如秦半两和汉五铢，而从开元通宝开始，钱币改称为“宝”、“通宝”或“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开元通宝钱在唐代流通近三百年。

“节墨之法化”刀币

是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39种古钱币中年代最早的货币。为春秋战国时期（前770—221年）齐国的“节墨之法化”刀币。通长18.6厘米，重达56克，刀身的正面铸有“节墨之法化”字样。背面三道横纹和一☉标记。“节墨”是春秋时期齐都邑名，在今山东平度县。“法化”则是标准铸币、法定货币的意思。节墨刀因出土稀少，故钱币家奉为刀币之上品。2013年11月，香港古玩秋季拍卖会上，一枚战国时期的“节墨之法化”刀币，拍出175万港元，足见该泉币之珍贵。

五行大布

 “五行大布“为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铸币，与当时的布泉币、五铢币并行。面文“五行大布”为玉箸篆（小篆字体的一种），钱文及制作均极为精美，为著名的“北周三品”之一（北周三品是指北周铸造的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三种货币，因珍贵而被钱币收藏家重视）。

宇文邕是南北朝末期北周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诛权臣、灭佛、灭北齐统一中国北部。他的文治武功，为其后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其后盛唐文明的源头。北周年间铸造的这三品钱币与历代其他钱币相比，不仅政治内涵丰富，且制作精美，笔法古茂，字体篆法自成一格，被称为玉箸篆。长期以来，包括“五行大布”在内的“北周三品”以字体娟秀，圆润遒丽，曲直流畅，给人以美的享受，称著于中国钱币史册。

北周铸“五行大布”钱，与当时的文化、经济、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南北朝是我国宗教发展最快的时期，到北周时，佛教势力控制的和尚有三百万之多，使国家的土地和户口受到威胁，赋税得不到保证。严重地阻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巩固，为此北周武帝采取措施，抑制佛、道两教势力成了北周统治者的基本国策。确立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举措。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佛寺的势力。建德三年五月，周武帝顾不得母后刚刚归天，就毅然下诏，罢黜佛、道二教，摧毁全部佛像，为钱币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原材料。

有趣的是，北周武帝把铸造的钱币叫作“五行大布”，这却又与道教文化息息相通。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道家术语，意为东西南北中大范围流通之意。武帝的文化意识中，把五行称作“五常”，他在遗诏中，就讲到了五常。诸如：“人生天.地之间。禀五常之气，天地有穷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长在”。这些都说明，北周武帝虽然抑制佛、道两教势力，但道教在北周仍有着很高的地位。在三教鼎立的形势下，儒家要压倒佛教，自然也可利用道教。所以道教在当时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于是就铸造了“五行大布”这种钱。因此“五行大布”钱文含义深刻。一枚“五行大布”钱在当时抵“布泉”钱十枚。

鎏金“永安五男”

“永安五男”钱通体鎏金，雍容华贵，为唐代铸币。因钱币中有“永安”二字，曾被认为是北魏永安年间所铸。但与北魏时期“永安五铢”（见下图）特征不符。后被证明为唐代所铸的压胜钱。

钱背面施有祥瑞的四神图案:上朱雀、下玄武、右青龙、左白虎。“永安五男”被视为吉祥语，“永安”系北魏孝庄帝年号，“永安”二字寓有永葆安定之意。“五男”出自“五男二女”一语，系汉代常见吉语，有多子多孙之意。此币书体仿自“永安五铢”，又有明确的出土记载,故该币应为唐代所铸的厌胜钱。

 压胜钱，只是借助钱币的形制为载体，表达一种祈求吉祥的寓意，不像正用品那样正统、规范。因此它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制，铸造各种纹饰和铭文，纹饰多以花草虫鱼、神话故事等为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的思想、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古代钱币文化的内涵，也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审美情趣和创造性。

 压胜钱自汉以来即有铸造。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每当官廷内有祭典活动，都要专门铸造七批压胜钱，悬挂在宫灯下。明清时已逐步形成一种惯例，每朝新皇帝登基，均造一批压胜钱。这种习俗逐入民间，相习成俗。它不仅反映人们祈求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而且常烙有当时的时代印迹。 

何家村窖藏的这枚“永安五男”钱甚为珍贵，是中国压胜钱之罕见。 

永安五铢

为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永安二年（公元529）铸造。一般直径2.3厘米，重约3克，制作工整。

 和同开珎银币

日本古钱币之一，一次出土共五枚银质“和同开珎”钱币，直径2.3厘米。系仿效中国唐代“开元通宝”钱币铸造的货币，也是日本最早铸行的法定货币，名列日本货币史之首。

和同开珎币始铸于日本奈良王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公元708年，相当于唐中宗景龙二年）。圆郭方孔， 币面为“和同开珎”四字。“同”是“铜”的简化；“珎”是“宝”的简化，亦有人读作“珍”。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日本才刚刚从奴隶制的黑暗中迎来封建社会的文明曙光。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日本效仿的楷模。日本在奈良时代以前，以稻米布帛作为实物货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和同元年（708）至天德二年（958）的250年间，相继铸造了和同开珎、万年通宝、神功开宝等12种钱币，总称“皇朝十二钱”。

皇朝十二钱是日本封建王朝为了强化国家政权和法令，仿效唐朝制度而铸行的，但日本缺乏铸钱必须的铜、锡等矿物资源，使得铸钱难以为继，加上国家权利涣散衰弱，皇朝十二钱最终销声匿迹，又代之以米、布等实物，唐朝钱币也开始流入日本。

“和同开珎”从始铸到停废仅一年零三个月，铸量不多，存世稀少，即使日本国内也遗存无几。历年来日本出土的唐朝铸造的“开元通宝”数以万计，而日本的“和同开珎”银币在本土却不常见，却在何家村窖藏一次出土五枚，震惊日本。

唐代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入唐，中日贸易的发展，此钱随之传入。此币经考证是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带入中国的，是邻邦流到中国最早的方孔圆钱，也是大唐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高昌吉利币

为唐代贞观年间西部高昌国当时铸行的一种流通货币，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据史学家和钱币学家考证，这枚钱币铸于唐统一新疆以前的高昌氏王朝。从钱质上看，可分红铜与青铜两种，钱体厚重，轮郭规整，制作精美，钱径为26毫米，穿径7毫米，厚4毫米，重12克，正面钱文为隶书“高昌吉利”四字，“高昌”为国名，“吉利”为吉祥语，旋读，背面无文，隶书端庄凝重，古朴苍劲，具有浓郁的魏晋钱币之气韵，也是汉文化在西域的充分展现。

过去史学和钱币学者，考证“高昌吉利”钱为元代所铸。何家村窖藏出土这枚“高昌吉利”钱，将时间考证为公元8世纪下半叶，因此，“高昌吉利”钱的下限当在唐代。此钱今存世约数十枚，成为古泉珍稀品之一。

因“高昌吉利”钱厚重逾常，钱文中又有“吉利”二字，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吉庆的纪念性铸币，但高昌国受波斯银币风格的影响，钱文为国号加吉语，并不妨碍它作为正式的流通货币使用。“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

 东罗马金币

该金币直径2厘米，重4.6克，正面为头戴王冠，身披甲袍的国王半身像，左侧为希拉克略，右侧为他的儿子，背面四级台座上有末端刻有西字形的十字架图案，周围边缘有铭文。

金币属于东罗马希拉克略王朝（公元610年—公元711年）铸造。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络绎不绝，东罗马、波斯等外国的金银币流通于新疆和中亚地区，从而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近年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在整个丝绸之路上都有发现，说明这种金币经过了漫长的丝绸之路，最后传入长安，也是中外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

波斯库思老二世银币

库思老二世为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第22代君主，590年至628年在位（我国隋唐时期）。银币正面有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的右侧半身像。国王头戴王冠，冠顶有翼翅和雉形饰物。两侧有婆罗钵文王名，王像周围有两圈连珠纹外框，框外上下左右边缘各有一新月抱星纹饰。背面中央有点状堆积的火焰纹和台基组成的祆教圣火祭坛，两侧有手持长剑的祭司各一人，祭司两侧分别有纪年铭文和铸造地点，周围有三圈连珠纹外框，框外缘有新月抱星纹饰。

波斯（今伊朗）是著名的西亚古国，位于欧亚大陆之间，在安息王朝时代（公元前248—公元226）就已开始和中国友好往来，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和桥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波斯和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曾先后19 次派遣使者来到长安，长期留居长安的波斯人多达数千人。他们大多从事商业活动，长安西市就有专供波斯商人居住的旅店和存放货物的货栈。

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发现达40多起，总数约2000多枚，尤以库思老二世银币出土数量最多，有近600枚。其主要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和唐长安城以及东都洛阳附近。很据出土情况可以看出，新疆乌恰、青海西宁、河南洛阳发现的三批波斯银币，是作为货币而以某种原因暂时窖藏起来的。在佛寺、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币则多被当做珍贵的施舍品或装饰品。

 阿拉伯金币

奥梅雅王朝（公元702-747年）货币，圆形薄片，两面均有若法体阿拉伯文，内容是有关伊斯兰教经文赞语和回历纪年的内容。它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伊斯兰铸币，是唐代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