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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簋 —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10世纪中叶)∣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出土∣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重7.95千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

利簋侈口,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连铸方座。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龙纹,圈足部位装饰夔龙纹带,呈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均以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

(我有那么可恶吗?这么凶看着我)

(你还挺和蔼的,呵呵)

我国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被广泛应用,而周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繁荣兴盛的顶峰,所以商周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在当时是礼器更是权利与等级的象征。在陕西境内迄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

簋,最早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在祭祀和宴享时的一种礼器,和鼎配套使用,供奉在神坛上祭祀祖先上帝。圆口,双耳,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由于这件青铜簋的主人叫“利”,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始见于西周初年,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簋:簋是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与现代大碗的用途类似。形状一般为侈口、圆腹,圈足。耳的数量不一,有无耳、双耳、四耳几类。簋在商时无盖,西周、春秋时常带盖,且有方座或三足。战国之后,簋便很难见到了。

商周时期,簋同鼎一样是重要的礼器。从出土情况看,簋常以偶数出现,并常与奇数列鼎相配合,这与史书记载的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的礼制完全相吻合。

饕餮纹、夔纹、龙纹、凤纹等都属于幻想的神话动物,是古代常见的器物饰纹。饕餮纹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代表了统治阶级张扬其神秘威严的权利,体现了奴隶主上升阶段时的历史必然力量。云雷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常装饰在青铜器纹饰的空白处作为底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利簋器身所饰的花纹,具备了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是和盛行青铜器的商周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思想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反映了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特征。

利簋铭文

而利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2字铭文,它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故此簋也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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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铭文

“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释文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作为有司的“利”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铸造了这件铜簋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 。其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利簋是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

商周两代的年代划分就靠它

铭文的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淮南子·兵略训》、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克商在甲子日的记载并相互印证,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意义非凡。利簋铭文虽然简略,却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早晚相差一百多年。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意外,还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在对夏商周断代的考古工作中,专家根据碳14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文中所记的武王征商之役的日期,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2003年,利簋随34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2年1月18日, 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牧野之战的历史传奇

牧野之战,武王克商,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凭借的都是文献资料,而没有直接的实物见证。 

周人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当尧、舜、禹之际,活动在我国陕西、甘肃一带,古公亶父(周王朝奠基人,文王祖父)之时,周人自豳地迁至周原,自此走向强盛。商王武乙、文丁时代,古公亶父之幼子季历通过对邻近的戎狄部族进行一系列战争,势力得以发展,成为商西方一个强大方国。季历之后,其子姬昌周文王继位。周文王一方面打击敌对方国、部族,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与国,逐渐壮大成为商西方最强大的势力。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周武王继位。

商代末年,即帝乙、帝辛(纣王)两代,曾长期与东南的夷人部族发生战争,从而放松了对其它地区的控制。同时,商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分裂,致使纣王众叛亲离。

此时,周武王看到伐商时机已到,遂率军进抵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距商都朝歌仅有70 里之远。商纣王慌忙迎战,结果兵败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对于“武王伐纣”,《尚书?牧誓》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逸周书?世俘》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受。”上述典籍中的记载正可与利簋”铭文互证。

据先秦史书记载,商代末年,纣王荒淫无道,设酒池肉林,宠爱妲己,置炮烙之刑,挖比干之心,民不聊生,天下沸腾,社会动荡,诸侯离心。周本是远在西北的一个小国,但经过文王的精心治理,逐渐强大起来,周围小国有的被征服,有的自愿归附。到武王即位时,商人的天下已有大半属周。武王得到师尚父(就是《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周公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召公等名臣的辅佐,积极准备讨伐商纣王。

面对周武王的咄咄进逼和武力示威,纣王却不作准备,反而调集主力对东夷大肆用兵,造成王畿(jī)空虚。公元前1046年1月初,武王率戎车300辆,虎贲300人,包括各广土众民、部落之师,合计4万多人,出兵征商,浩浩荡荡地杀向商都朝歌。

纣王以由罪隶和俘来的东夷人等临时拼凑成的约70万人的大军,迎战周军。两军在牧野相遇,武王的军队锐不可挡,再加上东夷人阵前倒戈,纣王大败,自焚而死。当晚,周军进入朝歌城内,商王朝的统治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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